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 (第2/2页)

11.王平后来又与幼时相面者见面后的对话：

?平在雍州时，微服市坊之间，其幼时相者见而识之，问曰：“公非王长史乎？”平对曰：“然，先生何以知之？”相者对曰：“令尊尝使余相公面也。”平大笑曰：“如是则余知之矣，家父数与余言及此事。然则先生曩云我当位至三公，今何以惟一长史耳？岂非错料乎？”相者对曰：“相法如此，公后必为，莫泰急也。然则余观公相，有末世三公之貌，本以为当三公于梁季，今已入皇秦，不意何以解之。”平复大笑曰：“相法焉足信乎？今皇秦鼎盛，余何以得为末世三公？且岂命运之蚤定于初生乎？此余所不信。”相者亦大笑曰：“公或然也。”洎乎平拜司空，而赵氏弑孝宗，加九锡，有不臣之迹，平始忆斯语，怅然叹曰：“岂如其料乎？”?

（二）《王平传》有而《王平别传》没有的记载：

1.床山之败后王平劝管恒不要轻生：

?床山之战，圣王大败，匹马与诸将南奔，既至河（注曰：河言黄河），王泣对诸将，惭愧万分，欲自刎，王平与赵之扬沮之曰：“人言胜败乃兵家常事，王自起兵以来，以郭孝成之强，送死汉中；郝应之盛，折戟洛南。何以今日一败，尽弃前功焉？今日虽败，河南仍为国有，关中犹在王化，卷土重来，尚未可知，何故在此轻生乎？窃为王思之。”王意乃稍解。?

2.延昌元年被吐谷浑击败：

?延昌元年八月，吐谷浑寇凉州南境，王平初不以为虞，潦草与战，不利。?

三、对《王平传》与《王平别传》区别的分析

上文中提到的二者之间的区别中，《王平传》有而《王平别传》没有的记载，杨聆当别有所据，在此不作讨论。《王平别传》有而《王平传》没有的11处记载，则显然是我们需要归纳分析的。

这11处记载中，3、4、5、7处都是王平参与到管恒决策或功业中的功劳，杨聆在《前秦书》编纂中将其抹去，具有将功劳归功于圣王管恒一人身上的倾向，这与《前秦书》书写中塑造圣王完美形象的宗旨也相吻合。

6、9二处主要是将关于王平与管恒间感情的具体事件抹去，其实二人之间的感情在《王平传》中有“平随圣王驱驰，常在左右，辅佐谋谟，无不参预，以是虽官职不显，而名实皆备，人多重之，圣王益以其为可托付之人”的记载?，已经概括了二人间的密切合作。

8处记载所体现的王平为人比较谦让的，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从后来王平辞三公的记载中体现：

?四年，赵默既杀杨零，秉持朝纲，以王平军中勋望，欲尊拢之。九月，遥授平为司空，平屡辞，曰：“老奴何能至三公？”优诏不许，平乃受司空，犹留镇凉州。?

至于1处关于早年出身与性格的记载和10处兄长王宁的记载被省去或有他因，但也与这两个记载并无太大意义有关系。

然而，2与11两处作为前后呼应、较为完整且与当时政治变动相联系的一个故事记载，却并未被杨聆所采用，而是被杨聆遗弃，笔者认为，这与此记载反应了相面这一与迷信怪异密切相联系的现象有着密切关系，体现了杨聆的“反神怪”思想。这一观点并非武断，除了此一处证据外，杨聆在《前秦书》编纂过程中还有多处反映他的“反神怪”思想。

四、《前秦书》编纂中其他体现杨聆“反神怪”思想之处

《前秦书》编纂中其他体现杨聆“反神怪”思想之处主要有：

1.不设《五行志》。

2.除秦高帝出生时外，其他人出生时无任何怪异现象的记载，即使是秦高帝，也只是“皇妣生帝时红光乍于空”?，没有其他怪异现象。

3.记载了李晚成反驳父亲客人把乌鸦飞过作为不祥征兆的故事：

?有客来过晚成父忠，有鸦落在檐，客戏忠曰：“君将有恶事乎？何以鸦落。”忠笑而不能对，晚成在边曰：“有无礼客诣，大恶事，故鸦落。”客笑，与忠曰：“此儿可畏也。”?

4.只记载了一次乞雨行为，却又是失败的乞雨行为：

?延昌五年，梁郡大旱，哲（儿哲）为郡祈雨，作文曰：“祈曰：天地造人，化万物之灵长，集乾坤之精魂，乃有水火，方出稻粟，复得生息。而若祗造世，无控阴阳，使水火随意，风雷无豫，则安得康平？故有晦明炎凉，春夏秋冬，教宇宙以定轨，中混沌以固行。然则有夏日高悬，烈焰长空，灿阳贯昼，热浪横川，布衣怨苦，黔首怀恸，故祈天地以暂行风雨，以驱炎焱，使百姓驩乐，万民憙庆，彰天地之好生，显乾坤之乐善，是以稽首衷求。”然亦不雨。?

5.按《前秦书?史家志》，成书于西秦初、早于《前秦书》的《东都世言》也是杨聆能掌握到的历史材料，然而，杨聆对于《东都世言》中关于圣王管恒谦冲辞佛的记载，却没有编录在《前秦书》中。杨聆在《前秦书》极力塑造完美的圣王形象，而这则故事反映了圣王管恒的不居功自傲，杨聆理应采用，但最终杨聆将其舍弃，推测与其中有关于佛法的记载有直接关系：

?一：圣王游郊，会遇一佛寺，入，见其中祀己象，大愕，问沙门曰：“此象何时立？”沙门对曰：“崇宁七年，王上举义荆楚，此间骤生此寺，有西方自谓极乐世界使者托梦于臣，使臣守此寺，待王上来。”又指象左一碑，曰：“此碑刊王上功绩八十件，王上每建一功，此碑上字不勒而自显，至于今日，已八十件。昨日使者又托梦于臣，谓今日王当来，俾臣以此告王，并言王上功满八十一，则可成佛。”王熟视其碑，自起义至于平西域，功满八十，遂穷心竭虑，屈指顾算，不能再得，乃笑而叹曰：“孤凡人耳，何敢玷污上佛伽蓝？”遂欲去，言方毕，石碑自动，上浮字曰：“功第八十一：辞佛不矜”，王大惊，少顷笑曰：“佛就孤业也，如此则孤功德圆满矣！”?

6.对于《东都世言》中涉及到有人信佛的记载也并不采纳（这段记载主人公又恰好是王平，按理说“素不信佛”的王平成功反驳了信佛者，但《王平别传》中又有相面者预言成功的记载，如果只录一者，显然有违史实；而两者皆录，却又反而证明了神怪现象存在，因此杨聆选择一概不录，也体现了其反神怪思想）

?二：王司空尝行于野（注曰：王司空者，王平也，《世言》之中，或以人终官名之，未必当时为司空），见有老妇趣走，司空问曰：“老母何急事？”对曰：“我家有儿生，往城外佛寺捐香火以祈福。”司空素不信佛，顾问其佐吏曰：“尔信佛乎？”佐吏对曰：“信也。”问曰：“尝施香火乎？”对曰：“然。”司空乃大笑曰：“彼若本不欲福尔，虽施香火何用？若贪此一二钱而改志，岂堪奉之？”?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而言之，从《前秦书》中其他部分的史料取舍方面，也可以发现杨聆在进行史料取舍与历史编纂上，具有鲜明的“反神怪”思想。当然，杨聆编纂《前秦书》毕竟是为了反映东秦历史社会面貌，因此对于一些不得不编录的神怪现象也只能采用。如前文提到的高帝出生时的红光，作为秦朝臣子的杨聆，自然要为证明秦朝正统性而服务，而神化开国帝王的出生，是古代王朝自证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因此杨聆不得不记载了这一怪异现象；同时，尽管杨聆个人不认为神怪现象是存在的，但占星解梦者这一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杨聆在《前秦书?技贾类》中也记载了占星解梦者华格的事迹；此外，杨聆毕竟是受诏修史，要为秦朝政治需要服务，宣扬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其在《前秦书?史家志》文末的“史臣曰”中也运用了“天命论”这一唯心史观的内容来论证秦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无可厚非：

?而今上大圣皇帝承先皇遗业，践阼西京，君临寰宇，蒙续天命，若非皇秦气数未尽，焉能再兴邪？盖皇秦万世，宗庙永存，乃符运之所归，寔乾坤之降命矣！?

五、结语

综上所述，杨聆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反映了杨聆在历史编纂中的“反神怪”思想。尽管受制于客观环境与政治要求的限制，杨聆不得不记载了几处“神怪”现象，并用“天命论”来宣扬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但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

最后，稍微说几句题外话。杨聆编纂《前秦书》，总体上以宏观叙事为主基调，对于街头巷尾的传说故事往往不予编录。这当然有利于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不妨碍《前秦书》是反映东秦历史社会面貌的最重要史料，但也会导致许多能够反映东秦历史社会微观与细节的记载缺失，好在《开皇四名将别传》《东都世言》（笔者注：前二种已经动笔开写，但目前还没有发布，预计几天后陆续发布）《伪赵志纂》《魏书》《陈实录》《吴书》（笔者注：后四种目前还没有开始动笔）等辅助文献得以保存，为研究东秦历史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史料。

1、?（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70《史家志》。

2—?（东秦）郜觉：《开皇四名将别传》卷2《王平别传》。

?—?《前秦书》卷24《王平传》。

?《前秦书》卷1上《高帝纪上》。

?《前秦书》卷20《李商国公世家》。

?《前秦书》卷55上《文学类上》。

?—?（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