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四张船票 (第2/2页)
“中国人几千年都是纳鞋底做鞋穿，肯定有它的优点和好处。” 翁兰心情愉悦地说。
大儿子国强在里屋看画册，小儿子国兴过来要母亲讲故事，翁兰说：“我的故事都讲完了，让爸爸讲。”
槐年将小儿子抱在怀里，往椅子上一坐，问：“想听什么故事？”
“打仗的故事。”
“现在不打仗了，讲点别的。”
“讲《狼和小羊》的故事。”
“这个故事听了很多遍了吧？”
“嗯。”
“那我给你讲白蛇的故事吧。”
“妈妈讲过了，我知道法海是坏蛋。”
“那就讲人和蛇的故事吧，这条蛇是感恩报恩的好蛇。”
“和咬农夫的蛇不一样吗？”
“不一样。”
小儿子高兴了，说：“好！讲一个好蛇的故事。”
“从前，邛都县有一个老姥，家里很穷，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她每天吃早饭时就有一条头上长着角的小蛇，从床底下游出来看她吃饭；老姥看小蛇可怜，就省下些吃的喂它，三年后小蛇长大了，有一丈多长，它白天出去找东西吃，晚上回来就睡在老姥的床下和她作伴；县令有一匹骏马——”
“什么叫骏马？”小儿子问。
“就是好马，跑得快的马，那马爱吃老百姓田里的青苗，一吃就是半亩地，老百姓敢怒不敢打，只在老姥面前咒骂那匹马和县令，老姥很生气，便让大蛇去把县令的骏马咬死了；县令大怒，带着衙役上门，要老姥交出大蛇，老姥不交，县令便叫衙役把她绑到县衙，要杀害老姥。这天晚上雷声大作，狂风暴雨，县衙突然塌了，只有关押老姥的牢房留在水面上，人们划船将老姥救出去了。”
“再讲一个。”国兴仰脸看着父亲胡子黑黑的大下巴说。
“讲一个好了，槐年，你去街上转转，有闹钟买一个，吃饭干活好看个时间。”翁兰在厨房说。
“好吧，那我去了回来再讲。” 槐年把国兴放在地上，摸摸他的头，起身穿了件灰色中山装，今天破例没戴礼帽和墨镜，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要是有人送船票，就说不要了。”
“好的。”翁兰笑眯眯地答应，槐年这句话，她听了很是高兴。
天气晴好，暖阳高照，春风不大，白云在蓝天下缓缓的飘动，树叶轻轻摇晃，马路宽敞干净，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说话声喇叭声交织在一起，有点嘈杂。
马路上有几个农村来的男人女人，他们背着孩子去大医院给孩子看病，杏年知道他们多数家在南通农村，那一带孩子得小儿麻痹病的多，那病不好治，钱花光了，有的孩子还是死了，或者是瘫痪了。
马路拐角的墙根下，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婆，头发凌乱，衣服破旧，她的面前地上放着一块旧布，上面放着一些什么古董物品，旁边一个小木盆，盆里有几张小面值纸币，盆下压着一张白纸，有一圈人在围观。
槐年从人缝中探头进去看，纸上写着：“国民党特务制造南通惨案，杀我一家，我无依无靠疾病缠身，看病花了很多钱，现在生活困难，只能卖家里旧货换钱买粮。” 国民党特务那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得槐年心头一颤，他知道那件惨案的始末。
1946年3月18号，北平军调处到江苏南通调查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生效后进攻新四军之事，如皋参议员徐浩泉如实反映情况，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共南通城工委组织一千多群众，高呼着“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口号，前往军调处下榻的桃之花旅馆递交请愿书。
军统中统恼羞成怒，3月23日密捕了八个组织活动的骨干分子，残忍杀害后抛尸长江。
槐年未参与此事，但南通军统特务也在其管辖之下，事件发生后，他为自己未能干预那次行动感到自责和愧疚，他从人缝中挤过去，从口袋中摸出几张钞票，放在小木盒里匆匆离去。
槐年低头往前走，走到一家店铺门口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个子不高，上身穿件白褂子，扣子敞开着，露出里面的黑套衫和铜头皮带扣，槐年往右边让了让，两人碰面时，那人向右跨了一步，槐年避让不及，两人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的东西掉在地上；槐年说声：“对不起！”赶快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小布包，那人接过小布包打开一看，说：“钱包怎么没了？”
“我没动你钱包，你亲眼看着的。”槐年有些惊愕地说。
“你本事真不小，眼疾手快，把我钱包偷走藏身上了。”
“我没拿你的钱包。”槐年从口袋中掏出自己的钱包说，“你可以搜我身上，如果还有钱包你拿走。”
那人一把抢过槐年手里的小黄牛皮钱包，大声喊：“这就是我的钱包，还敢说没偷！”
槐年生气地喝斥说：“耍什么无赖！”他伸手去抢钱包，那人不给，反而一手揪住槐年的中山服领子，大声喊：“快来人！特务抢钱包了。”
他这么一叫，好几个路人围了过来，一个年长者问：“你怎么知道他是特务？”
“我知道，我认识他，平湖磨子桥惨案就是他带着日本人干的！”
年长者老家是浙江平湖，知道那个杀了一百多老百姓的惨案，愤怒地说：“狗特务该打！”他上前对着槐年的鼻子就是一拳，槐年伸手去挡，头上和胸前背后又挨了几拳，还有人用脚踢他。按他的身手对付身边这几个人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他没有还手，只是一味退避遮挡，直到巡街的解放军战士跑过来制止，围殴槐年的人才一哄而散。
槐年的钱包没了，也没了逛商店的兴致，他捂住被打得出血的鼻子心情沮丧地往家走，他心里很痛苦，可有口难辩。
1941年6月4日，有四个鬼子在廊下镇磨子头村被杀，日军中队长坂田平郎率队前去报复，槐年获悉情报后带人前去阻击，谁知日军翻译诸葛宫搞错了地方，把日军带到了平湖衙前镇磨子桥，槐年扑了空。
日军在朱家圩大坟前挖了一个大坑，残忍的伤害了136个村民推入坑中掩埋，这本非槐年之错，但他却受到降一级的军纪处分，没想到解放了，在上海还有人认得出他，还有人提及此事。
槐年回到家，在厨房忙碌的翁兰问：“买闹钟了吗？”
“没有。”
“没有合适的。”
“钱包让扒手偷走了。”
“扒手本事真不小，还能从你身上偷走钱包。”翁兰笑着说：“偷就偷了吧，破财免灾；来帮我烧火，煤炉火不行。”
槐年进里屋，对着镜子擦干净脸上的血迹，到灶下去烧火，他问妻子：“船票送来了吗？”
“送来了，说是明天下午的船，我跟他说票不要了，他说钱已经付了，让自己去退票，他说票好退，好多人想买还买不到呢，你抓紧时间去退票，省得耽误别人去香港。”
“吃了饭再说吧。”
“票在书桌的抽屉里，四张。”
“嗯。”
翁兰心情好，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有槐年爱吃的茨菇烧肉、红烧百叶，还有孩子爱吃的糖醋鲤鱼、蒸蛋，素菜有炒青菜，白萝卜烧豆腐，她还把从老家带来的一坛封缸酒拿上桌，倒满两杯，端起一杯递给槐年，笑着说：“为我们一家人团聚，为一家人再不分开干杯。”
碰杯时，翁兰看到槐年脸上的伤痕，不安地问：“你怎么了？跟人打架了？”
“没有，给人劝架，被打了一下。”
“改不了爱管闲事的毛病，钱包是被人趁乱偷了吧。”
“吃饭吧。”槐年没再说什么，两个杯子碰了一下；翁兰一饮而尽，槐年心事重重，喝了三次才喝完；两人对饮三杯，翁兰还要倒，槐年挡住了妻子的手说：“不喝了，三碗不过江，吃饭吧。”
国强笑了，说：“爸爸说错了，是三碗不过岗。”
槐年也勉强笑了笑不说话，端起饭碗埋头吃起来，翁兰见槐年情绪不佳，也不再说话，夹两块肉一块鱼搁在丈夫的碗里，又夹了些菜，放在两个儿子碗里，自己夹了青菜豆腐，埋头吃饭。
槐年随便吃了几口就放下碗筷，走到门边，神情茫然的抬头看着天，蓝天下一只孤鸟在飞；他低头看小园子，园中有三棵树，大的是桃树，树形中间空旷四周周饱满，粗壮的树干向四周发散，像一把朝天的巨伞，园子里的多数荫凉在它之下；一棵龙爪槐树枝下弯，树冠圆形，也像朝上打开的伞；有一颗是紫叶李，有几只麻雀在枝头上叽叽喳喳蹦来蹦去，等翁兰和两个孩子吃完饭，翁兰收拾停当，槐年重新坐回桌边，他说：“我想船票不退了，还是走，我们一起走。”
翁兰一愣，脸变了色，生气地说：“说好不走的，怎么出去转了一圈又变卦了，碰到谁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人说什么，是我自己想想还是走的好。”
“不行！”翁兰想起梦里母亲的交代， 转身进屋，拿来捆行李的绳子，往槐年胸前一套三绕两绕，把他绑在椅子上，绳头在椅子背后打了一个结，小儿子国兴觉得好玩，跳脚拍手说：“爸爸做贼绑起来了。”
有一次他在老家看到树上绑了个人，妈妈告诉他：“那人是贼被抓了，绑在那儿，小孩子不能拿别人东西。” 妈妈的话她记住了，凡是被绑的都是贼。
槐年挣扎着说：“腰疼背也疼，快松开。”
“别骗人，就绑着吧，要喝水给你倒水。”
“没骗你，真的疼。”
翁兰没理他，带孩子去里屋睡午觉，听见槐年在外哼哼，她又不放心，出来解开绳子，撩起衣服看，腰背处几处深褐色的斑，麻麻拉拉还有红肿。
她知道这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忙从包袱中取出从家带来的药膏，用棉签沾了在患处涂抹，她说：“这是按孟河医派传世的秘方调制的，抹上过一会儿就好了；听我爷爷说，因为药好，周边上海、南京，远至浙江、安徽、江西都有人慕名来常州孟河镇求诊，你要是去台湾，可没有这种特效药。”
翁兰抹完药，盖好盖子，药盒放入上衣口袋说：“你去屋里睡会儿，别胡思乱想了。”
“好吧，那你陪我躺会儿。”
“大白天的，我还陪你躺会儿？”
槐年搂着妻子的肩来到床前，两人对脸躺下，槐年知道今天过后，这种机会再也没有了，他不舍地抚摸着妻子的脸，泪水无声地顺着眼角流到枕头上。
翁兰慌了，摇着他的胳膊问：“你是怎么啦？说话呀。”
翁兰问了几遍，槐年开了口：“我骗了你，我脸上的伤是今天出门被人认出来打的，在上海居然碰到一个浙江平湖磨子桥惨案的幸存者，他一骂我狗特务，立刻有一大堆人围上来打我，把我钱包也抢走了，其实那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顶特务的帽子戴在头上，我就有口难辩了，我躲在哪都有人认得我；我如果不离开这儿，总有一天被人悄悄打死，扔进黄浦江喂鱼，到时你连尸首都见不着。”
翁兰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槐年紧紧的搂着自己的妻子，两人一起陷入了沉默。
沉默许久，槐年说：“真搞不懂，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也抗日，日本鬼子打败了，国共两党自己又打起来，都是投笔从戎，樟年杏年就是革命烈士，我却是特务，当初真不如在家种田好，去念什么书、从什么军呢？”槐年的话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和懊悔。
“国家的事政府的事，谁能看得清说得准？下边的人还不是听上头的令吗？怪不得你，你别那么自责。”
“可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虽说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手上到底沾了不少血，有些事情很惨，成了我心里的带状疱疹，时不时触景生情，心就流血，很难过，就算为了我，咱们离开这儿，台湾的条件不会比上海差，你去了很快就能适应。”
“祖上的根在这儿，家人的坟都在这，每年总要有个人去扫扫墓烧点纸，咱们都走了怎么办？”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天色渐渐暗下来，两个儿子早已经午睡起来，在园子里高兴地玩耍。
“饭总要吃的。”翁兰起身准备晚饭，中午的菜饭剩了很多，她把剩下的饭菜热热，重新端上桌子，叫丈夫和两个孩子吃饭，槐年知道这是自己和家人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他强迫自己多吃了些。
夜深了，两人都睡不着，槐年紧紧搂着妻子，生怕他跑了；翁兰说：“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走吧，看看情况，出去待一阵子再回来。” 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别哭了，我走以后，你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我不放心；你就带孩子回里庄，那里本乡本土的，也有亲戚们互相照应一下。”
“好。”
“我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共产党也不知搞不搞株连，两个孩子就跟他奶奶改姓蒋吧，省的让人说孩子在台湾还有个当特务的爸，影响他们的前途。”
“好。”
“我一过去就找机会托人带信回来，等这边形势政策明朗了我就回来。”
“好。”
“如果我五年还回不来，就是有什么事了，你就寻个好人家改嫁，别熬着，孩子太小，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你到那边有什么事？”
“不好说，当年就有人说我通共，要秋后算账。”
“你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槐年想起什么，翻身起来，到箱子里拿出一百块大洋给妻子说：“这些钱给你留下，你带三张嘴回里庄，多近的亲戚也会嫌弃，自己有钱，生活方便点。”
夫妻相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翁兰就起床了，她和了五斤面开始烙饼，麻酱红糖、桂花白糖和椒盐葱花三种馅都烙了一些，槐年说：“坐船最多两三天就到了，吃不了那么多。”
妻子不说话，只是干活；饼烙完，她又拿个小坛子装了满满一坛子咸菜，把口封好，说，“咸菜是自己做的，够咸的，能吃一段时间坏不了。” 槐年知道妻子是把不舍和思念烙进饼里、装进坛子里了。
夕阳照在十六铺码头上，码头旁停了大大小小十几艘船，有一艘船在缓缓进港，有一艘开往香港的客货两用船已经起锚，鸣了两声气笛、缓缓驶离码头，船上的人在护栏边和窗口朝送行的人说话挥手，有的人兴奋，有的人流泪；码头上的人们也在挥手喊叫。
槐年站在二层的通道上，一手扶住栏杆，一手举着，朝那三个熟悉的身影挥手告别，两个儿子挥着小手喊着：“爸爸！再见——”
翁兰喊着：“早点回来——”她不知槐年有没有听见。
阳光依旧，码头依旧，船与码头的距离渐渐拉大；那三个人影在变小，槐年已看不清那三张脸，可以想到那脸上有细长的泪痕，从高到低连在一起就是三叠水，他记不清在庐山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三叠泉瀑布，他不知何年何月再故地重游三叠泉，也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再见到亲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翁兰的手紧搂着儿子，一边一个，她咬着牙尽量不畷泣出声，眼泪太多了，往上衣上滴，她忙去口袋摸手绢，摸到了药盒子，她想喊：“等一等，带上药盒。”
她知道不可能了，心里又多了一层担忧，台湾不知有没有这么好的药膏？匆匆忙忙，悲悲泣泣，把这么重要的事忘了，她用泪眼去看，槐年站的地方模模糊糊一片，早已分不清谁是谁了；只听得有歌声从一只江轮的窗口飘出：“今日送君去远行，耳边又是风雨声，风大雨大情意浓，请君多保重，山高水远多艰险，思君在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