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四张船票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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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仲春之夜，江风带着些许凉意，从开了半扇的窗户吹进屋，吹到坐在黑暗中抽烟的槐年身上。

他背靠床头栏杆，肚子上盖条薄被，上身是一件白色内衣，他觉得凉，伸手把床边椅子上的毛衣抓过来，披在背上，两个袖子搭在胸前，妻子翁兰躺在身边，面向墙壁，背对着他，撅着嘴，闭着眼，不睡也不说话。

下午，翁兰带着两个儿子从老家里庄来到上海，虽然忙碌奔波，脸上写满疲惫，两年未见后的团聚，一家人其乐融融。

久别如新婚，晚饭后，夫妻都对肌肤之亲充满期待和激情，当孩子鼾声轻轻响起，二人也就心照不宣的开始了，槐年快乐之时，不无得意地说：“下次要到台湾去忙了，明天上午有人送四张船票过来，先到香港再去台湾。”

此言一出，翁兰如冰水浇头、冻如木偶，槐年顿觉扫兴，草草收场，躺下睡觉可又睡不着，便坐起抽烟，火星一闪一亮，屋里是浓浓的烟味。

黑暗中，翁兰说话了：“你叫我们来上海，就想带我们去台湾，那么多人去台湾吃什么、喝什么？”

“上海金库的黄金都运过去了，还有美援，还怕饿着？那边比这边日子好过。”

“整个大陆都丢了，那么小的台湾守得住吗？解放军打到台湾还能去哪儿？”

“不去台湾就待在香港也不错，喝牛奶吃面包。”

“我喜欢丹阳的大麦粥，你不也喜欢吃大麦粥吗？”

“成王败寇，我现在是寇，在军统干了十多年，手上身上沾的血不少，留在这儿能有好下场吗？”

“你不是说帮共产党做了不少事，还救过陈义，重庆谈判时还保护过中共代表团么？你对他们有恩呢？张治中、傅作义那么大的官都没去台湾也都没事，你一个上校芝麻大的官，怕什么？”

“国家的事有政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私交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大官没事不一定小官没事，不是有句话叫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吗？军统干的坏事多、名声很坏，人们对军统是深恶痛绝，觉得军统特务个个最大恶极，我还是行动队长呢，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人。”说完他深深的叹了口气。

槐年把烟头掐灭在铜制烟灰缸里，抓下背上的毛衣，钻入被窝，仰面躺着，两手交叉放在头下枕着；在镇江和陈义会面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有些冷，天空中布满灰褐色的云，蓝色的云块不多也不大，云彩有的块状，有的条状；就像高处俯瞰到的荒漠中的湖泊、河流；他们在京口饭店的一个包房谈情报共享，谈抗日除奸；槐年问起抗日的形势前景，陈义爽朗地笑了，说：“我送你两句话：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

“陈司令说得好，鬼子凶狂不了多久。”

“走，去金山寺看看。”

去金山寺的路边有一家挂着“半仙算命”幌子的小店，槐年说：“陈司令，这算命先生号称半仙，人们都信，进去算一算如何？”

“好啊，去算算抗战哪天胜利。”二人都笑了。

进到店中，槐年指着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眼戴墨镜的陈毅说：“半仙，你给这位盐商算算命。”

半仙上下打量了一下陈义说：“先生不要哄我，这位先生绝非等闲之辈的盐商。”

陈义和槐年相视一愣、略露笑意，槐年问：“何以见得？”

半仙说：“他虽做富商装扮，却与商人大相径庭。”  说完，捻着胡须神秘地笑笑不说话。

“说来听听，别卖关子。”槐年催促着。

半仙手拿折扇，指指陈义的腰说：“一看腰，商人再富腰是软的，整天点头哈腰一套生意经；军人则不分尊卑，终日昂首挺胸，腰是硬的。”他又抬头看看陈毅的脸说，“二看皮肉，商人细皮嫩肉，军人南征北战，日晒夜露，皮肉紫亮粗糙结实。”他得意地向陈义翘起大拇指说，“我看这位先生是运筹帷幄、八面威风的大将军！”  陈义哈哈大笑说：“不对不对，算得不准，我就是商人，不算了，走吧。”

二人笑着走出小店，槐年说：“陈司令伟人气质，装扮掩不住英雄气。”

陈义拍拍槐年的肩膀说：“你也了不起，一天能消灭三个鬼子，吓走三只豹子。”

槐年说：“偶然为之，也凭运气，不足挂齿。”  陈义说的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仲秋的一个下午，槐年去茅山新四军司令部办事。进山不久，他看到三个山民打扮的人鬼鬼祟祟的，便悄悄尾随观察，发现他们比比画画，还在纸上写着什么。槐年更接近时，听到几个人在用日语交谈，确定这是几个日军的探子，他果断拔枪点射，三发子弹打死了三个鬼子。

再往里走，他迷路了，走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刚想看看天确定方位，发现三只豹子已经向他围拢过来，他往后退着，想迅速靠近一棵大树；一只公豹跳跃着向他扑来，他身子往油松后面一闪，公豹扑了空，重重的扑在松软的落叶上；槐年身手敏捷，转身用手按住公豹的脖颈，脚死死的踩住豹尾并大吼一声，另两只母豹掉头便逃；槐年像武松打虎一样，拳头如铁锤一般不停的砸向公豹，直至感觉压在身下的公豹由挣扎变得瘫软，用手在鼻下试试，没了气息才一屁股坐在地上。

身边的翁兰动了动，打断了槐年的思绪，他侧转身搂住妻子丰腴的身子说：“我也就是信口开河，未必走得了，去香港的轮船一个星期才有一班，买一张票都要经过好几道关，盖好几个章，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

翁兰转过身，用手指戳住丈夫的鼻子，问：“要是有票，还走不走？”

“有票也不走了，跟你回老家男耕女织，行了吧？”  槐年也用手指刮了一下妻子的鼻子。

翁兰抚摸着丈夫汗毛浓浓的胸脯说：“来的路上我想了，马上要土改分田了，我们四个人能分到七八亩田，我种田你教书，但是下了火车，我发现上海蛮好的，比重庆繁华，索性我们就不回去了，你找找陈义，请他帮帮忙，他现在不是当上海领导了吗？你谋个差事应该不是难事吧？我可以到药店或医院工作。”

“也好，不过也得先回老家一趟，快清明了，给爸妈和弟弟上坟烧点纸，别让他们在那边手头拮据，过苦日子。”

翁兰摸到槐年腰背部的疤痕问：“这地方还疼吗？”

“累了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还会疼，像针扎一样。”

“你看晚了留下后遗症了，只能用中药慢慢调理。”

“多亏你爸和你救了我，也多亏这病才让我娶到你，因祸得福，我还得感谢这病呢。”槐年笑着说，这缠腰龙的老毛病，又让槐年想起很多往事。

翁兰家祖居常州孟河镇，祖先翁继明是孟河医派的创始人，世代以中医中药为业，家族传承，名医辈出。清乾隆年间祖辈迁居南京，医术在南京闻名遐迩，槐年家离翁氏诊所不远，大小毛病都去翁家诊所看，每次都是药到病除。

槐年从军后的两次大病还是到翁记诊所治好的，一次是受了枪伤，伤口总是化脓感染，军医用了不少抗生素还是不行；槐年无奈请假回了南京，去翁记诊所开了草药煎洗外敷，十天便结痂痊愈返回部队，军医看着他长出新肉的伤口，连连感叹中医的神奇。

第二次是感觉腰背疼痛，军医检查后并无外伤，只做了简单的处理，过了两天疼痛不见缓解，还发起了低烧，疼痛处起了不少水泡又疼又痒，军医又按湿疹治疗，开了几支药膏涂抹，抹了四五天，水泡连成了片，有的地方还破溃流水，槐年疼的整夜不能入睡，只好又请假回了南京。

翁老先生检查后说：“你的这个病，西医叫带状疱疹，中医叫缠腰火丹，老百姓也叫缠腰龙，我看你这病得了有好几天了吧？”

“是。”

“治是能治，你误诊了，会有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会经常疼痛，你每天来诊所换药，有个十天半月也就好了。”

换药是翁兰的事，她是老先生的女儿，平时跟着父亲从医，给父亲当助手；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了一套不错的医术。

她是标准的江南女子，皮肤细腻白净，五官精巧端庄，嗓音柔软甜美，漂亮得叫人不敢正视，有的病人说看看她病就好了三分。

槐年看着她换药，心里喜欢，话也多起来，他说：“翁护士，你们家救了我两次，也算对我恩重如山了，我怎么报答你们家呢？”

“医为仁术，救死扶伤是医者本分，不要报答。“

“还是要报的，小蚂蚁被人救过，还想法报答呢。”

“小蚂蚁怎么报恩？你见过？”翁兰羞怯地问。

“这是个传说，你想听听吗？”槐年故意停住了话头。

“讲不讲随你。”翁兰瞟了一眼槐年，手里继续忙着。

“从前，浙江富阳县有个叫董昭之的青年，有一次乘船过钱塘江时，看到船边不远处江面上飘着一根芦杆，芦杆上爬着一只蚂蚁，随时可能被波浪冲落水中；他便让船工把船靠近，弯腰捡起芦杆带上了岸。

蚂蚁说：谢谢恩人，我是蚁王，你今后只要有难，对蚂蚁说，我就会来救你。

董昭之不信，笑道：你走吧。

十多年后，董昭之蒙冤入狱，被判死刑，行刑前夜，他想起当年蚁王的话，看到地上有蚂蚁在爬，便自言自语地说：蚁王，快来救救我吧，我大难临头了！

时间不长，牢房的地上墙上聚集了大片的蚂蚁，一起咬食窗户的木框，木头的碎沫像下雪一样纷纷扬扬落在地上，两个时辰过去，窗户掉落，董昭之逃走了。”

“说得像真的一样，好吧，我家有难一定找你。”  翁兰笑着又瞟了槐年一眼。

“最好没难，有难一定找我就是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槐年的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回到部队，以后他再也没有生过大病，也没有机会再见到翁兰，但那个江南女子会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不久抗战爆发，槐年随政府西迁去了重庆，因为他政治军事素质出众，又有文化，被军统选中，不久升任军统行动队队长。

也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色苍茫，凛冽的寒风吹得树上地上的雪花到处乱飞。

天冷，多数人都躲在屋里，槐年在值班室看文件，电话铃声响起，门口传达室说有个南京来的人找他。

他到门口一看来人，还是吃了一惊，来人正是翁兰；从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槐年天天为翁兰一家担心，各种不祥的设想都出现过，眼前的翁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肩上背着个小包袱，形如乞丐，槐年赶快把她让到屋里坐下，倒上一杯热水。

“家里怎么样？”槐年关切的问了一句。

“终于找到你了。”翁兰捧住水杯，潸然泪下，原来日军占领南京后，命令各家诊所参与救治日军伤员，翁老先生称病拒不出诊，还销毁了自家库存的所有中草药，日军山本少佐大怒，把一家七口人拉到街上当众枪杀，翁兰因为出诊才逃过一劫。

她逃出南京城，无处可去，只好沿江西行，身上的钱用完了，便一路乞讨到了重庆。

说到这里，翁兰更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槐年拿一条毛巾让她擦眼泪，安慰她说：“把仇记在心里，血债血偿。”

槐年把翁兰带到自己的住所，让她梳洗、换衣、吃饭，翁兰看到槐年屋里有些凌乱，也不像自己开火做饭的样子，有些羞怯地问：“你这里也没人收拾，没成家？”

“没有。”

“没碰到合适的人？”

“仗没打完，自己性命都不保，不想害别人。”

槐年把床让给翁兰睡，自己借了一块床板和两条长凳，在另一侧墙边架了一张临时床，晚上屋子中间拉起一道帘子隔开。

两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翁兰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齐，从外面采来各种花插在瓶子里，让屋里洋溢着家的气息，饭菜做得有滋有味，槐年逐渐有了家的感觉，每天一下班赶快跑回来，他希望早点撤掉屋子中间那道帘子，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半年后两人结婚了。

重庆谈判后，槐年又被派到南京任南京站站长，已经怀孕的翁兰也跟着回到南京，因为两家的老房子都成了废墟，槐年只好把翁兰送到里庄老家。

老家的房子、田地都被堂伯家占了，堂伯不愿意腾退房子、田地，对槐年说：“翁兰就一个人，又怀孕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就让她跟我们一起过吧，我们还好帮着照顾。”

槐年觉得也好，就把妻子安置在腾空的西屋住下；给堂伯留了些大洋，拜托他们照顾翁兰，自己回了南京。

刚开始还相安无事，孩子三岁以后，堂伯两口子的态度变了，嫌孩子吃得多，还淘气吵人，嫌槐年给的钱少，他们没得赚；嫌翁兰照顾孩子多，家里和地里的活干的少。

翁兰怀上老二后，堂伯母更不高兴了，说：“男人不在跟前，肚子还闲不住，要在跟前，不是像母鸡下蛋那么勤了。”

翁兰觉得屈辱，暗自垂泪；几个月后，翁兰肚子大了，堂伯母仍让她到外面拾柴，到收割后的麦田里捡麦穗，堂伯母有自己的道理，她说：“你生孩子要吃鸡蛋，吃鸡蛋就得养鸡，不出去捡点麦穗，家里哪有那么多粮食喂鸡，家里人多粮食不够吃，你又不是不知道。”

翁兰只好每天挎个篮子到麦地去捡麦穗，每次慢慢蹲下又慢慢站起，捡满一篮子麦穗，累的腰酸背痛，有时遇到下地干活的人，看她可怜，就帮她捡一些，挎一篮子麦穗回家，家里人早已吃完了饭，只能吃凉了的剩菜、剩粥。

有时她身子乏不想吃，回房躺下，堂伯母就大声嚷：“自己不吃饭，就不能洗洗锅碗，真把自己当军官太太了，当军官太太该去南京享福，回里庄干什么？”

有时堂伯母还当着翁兰的面埋怨丈夫：“都是你当的烂好人，要一起过，现在一个变三个都是吃饭的人，没一个干活的。”

翁兰寄人篱下，常常在晚上孩子睡着之后悄悄流泪，她盼着战争结束，一家人团聚，盼着能有自己的房子，离开堂伯父的家。

这次接到槐年的电报，让她们速去上海，她喜极而泣，觉得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终于有人为自己和孩子遮风挡雨了。

没想到槐年叫他们到上海是要带他们去台湾，她很意外，很生气，直到槐年表示不去台湾，她心里才慢慢平静，躺在丈夫的胳膊上沉沉的睡着了。

夜里她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寒流来袭，黄浦江冰冻三尺，江上的船都冻住了，码头上有人喊：“退票！退票！船不开了。”

翁兰高兴得拍手跳了起来，一跳跳到了天上，见到了死去的父母，父亲问：“你怎么来了？”

“槐年要去台湾，我拦不住他，你去说说他。”

“我只会看病，不管你们的事。”

母亲说：“我教你个办法，把他绑起来。”翁兰回家照母亲说的做，没想到槐年被捆住手脚还是飞走了？她一着急醒了，见丈夫还在呼呼大睡，大手搭在自己的胸上，她擦擦额头上的汗笑了。

早上起床后，槐年洗漱完毕，拿了个小圆箕出去买油条烧饼，翁兰烧了汤泡饭，小菜是翁兰从家里带来的五香萝卜干和酱豆腐。

槐年觉得味道好，称赞妻子是个聪明人，干什么像什么？翁兰说：“没钱买，大人孩子又要吃要穿，只好自己动手做，也是逼上梁山了，现在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做，不求人。”  说完，得意地笑笑。

槐年拿过妻子的手，翻来覆去的看，妻子的掌心厚实有茧子，有与年龄不相称的温柔粗糙，他说：“苦了你了。”

“没有，大家的日子不都是这样过么？”

一家人坐下吃饭，翁兰说：“我又给你做了两双鞋，吃完饭试试，这次保证合脚，你的脚也怪一大一小。”

“多数人都是这样，据说大一些的是爸的，小一些的是妈的。”

“你总有歪理论。”翁兰笑着说。

吃完早饭，翁兰洗了锅和碗筷，收拾停当，解下围裙擦擦手，晾在绳子上，打开从家带来的包袱，取出一双布棉鞋，一双布单鞋，说：“试试吧。”

槐年接过看看，都是白底黑帮，鞋底厚、针脚密，他心想，这千针万线得花多少功夫啊？他一边脱皮鞋一边说：“以后买鞋穿吧，做鞋太辛苦了。”

“没事，都是晚上孩子睡了以后做，还有些零七八碎的时间，有空就做点。”

槐年换上黑布单鞋，在屋里走了两圈说：“合脚，透气绵软，是比穿皮鞋舒服，今天就穿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