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列女类》与《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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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

沈三川

（华中师范大学荆州，江夏郡 ）

本文为转载自“简书”客户端，文章有所修改，已受原作者（简书Id：“一只沈三川”）同意与授权，着作权由原作者所有。

张仕一按：本文系我向“沈三川”同学（以下称呼为“沈同学）求稿后，沈同学所写。当时请求沈同学写一篇文章时，主要是考虑到此前“东秦”研究的几篇“论文”大多都是传统领域，缺乏一些较为新颖的视角，而沈同学作为《前秦书》及相关书目的忠实读者，其专业方向又是相对视角更具新颖性的“社会性别史”，故而斥巨资（一顿饭）请她写了这样一样一篇文章，并得到转载授权。本文研究角度新颖，史料运用合理，逻辑相对通顺，尽管部分内容尚有瑕疵，但无疑为有关“东秦史”研究的一篇高价值文章，在此非常感谢沈同学。

摘要：在《前秦书》的记载当中，不乏对于女性人物的着墨，多散见于帝王将相之相关记载当中，“然国家大事，在政与戎，故女子鲜预，乏入纪传”1，综观《前秦书》，惟有《列女类》与《后妃类》两篇对女性人物进行了集中描写，也正是这两篇记述，或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出了作为撰写者的杨聆的妇女观。在本文当中，笔者即从《列女类》与《后妃类》当中记载的女性事迹入手，进行分类概述，试图总结出杨聆的妇女观，并指出当中的局限性与超前性。

关键词：妇女观；杨聆；《前秦书》；性别研究

《前秦书·列女类》所载女性共五位，即圣王贞哀妃姚氏、韩丰妻郝氏、冯翊阎氏、新罗金氏、晋王武哀妃梁氏，其中以梁氏着墨最多，郝氏次之；《前秦书·后妃类》所载为自高帝始之后宫诸人，大部分后妃仅是有名姓、家世的政治符号（如宣仁邓皇后）而已，有具体事迹记载的分别有高哀杨皇后、武仁杨皇后、宣德刘皇后、宣景孟贵妃、武昭帝后唐氏，其中以武仁杨皇后与武昭帝后唐氏着墨最多。以下笔者则将这十位女性见诸史籍的事迹进行简单的分类，从而结合杨聆的“史臣曰”，一窥其妇女观。

一、诸女事迹分类概述

《列女类》与《后妃类》所载十位主要女性人物，按照事迹分类，可以分为忠勇类、节义类、涉政类与劣迹类共四类。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位女性人物可能同时属于两类，此处的分类以人物代表性特质为标准。如在笔者看来，圣王贞哀妃姚氏便既可以属于节义类，又可以属于涉政类。

忠勇类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晋王武哀妃梁氏。梁氏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忠烈勇义皆备。魏郡誓死守城是为忠，遭晋王之弃后触柱自尽是为烈，领兵搏杀万军之中是为勇，大敌当前不以儿女情长为先是为义，如此女子，最后落得自尽的下场，实在令人叹惋。杨聆则评价她为“梁氏沥血沙场，冲锋战阵，为社稷驱驰，救苍生水火，诚皇秦之功勋也”2，可见杨聆对于梁氏的赞赏之情。冯翊阎氏虽为平民，却也具有“勇”与“义”这两种品格。作为女子为父报仇本就困难，还能够思虑到夫家，可见其“义”。除这两者以外，武仁杨皇后、武昭帝后唐氏也具有“忠勇”的特点。从行文所用笔墨而言，“忠勇类”当为杨聆所偏重的一类。

节义类的代表人物则是韩丰妻郝氏。具记载，在韩丰被俘之后，郝氏表现出了与一般闺阁女子不同的态度：

而太子深入，为鲜卑所破，败还，丰为鲜卑所虏，而太子推尤于韩丰，且言其已降鲜卑，诸臣承太子旨，遂大议抄没丰家。郝氏闻之，勃然曰：“府君天下名将，忠肝义胆，焉能屈膝降虏，而弃今上揖请之恩乎（注曰：高帝揖请韩丰之事，见《韩丰传》）？此必竖子诬言也！”然群口訾责，郝氏不堪其辱，遂惭愤自裁，有二女，亦从自尽。3

郝氏的节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杨聆却发出了“得无执拗过乎？”的疑问，可见在杨聆心中对于节义的是有一个“过”与“不过”的界限的，此处留待稍后讨论。除郝氏之外，圣王贞哀妃姚氏焚屋而死的行为也称得上“节义”，与郝氏自尽的行为似乎性质相当，何以姚氏焚宅是“义烈光章，足迈芸芸丈夫矣”4，而郝氏的行为则有过于执拗之嫌呢？这自然也与杨聆的妇女观有所关联，笔者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涉政类女性人物则有两类，一种是直接涉政，此一类以武仁杨皇后为代表；另一种为间接涉政，此一类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此处对于涉政的定义为女性人物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并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武仁杨皇后对于政治的参与是比较直接的。具《开昌实录》记载，在太宗是否发兵讨不孝一事上，武仁杨皇后的出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诸将吏相顾纷扰，犹未能决，王妃杨氏从后出，再拜而跪于王前，高声曰：“坐待则必死，起争犹可胜。胜则君帝临天下，臣妾得附龙鳞；败则与君共赴九泉，生死同之矣！妾素无深略，惟知此耳，何复言哉！？”诸将吏见之，亦皆跪，齐声喝曰：“惟王命是从，誓与王共生死！”5

可见杨皇后敏锐的政治感知力和不输男子的眼界。作为史书书写者的杨聆在《前秦书》当中并未提及这一段，自然是有出于政治考量的成分的，但即使是这样，《前秦书·后妃类》当中对于杨氏的记载也不难看出她对于当朝政治的影响。宣德刘皇后同样对政治有着一定程度的直接影响。至于间接涉政，则是以高哀杨皇后为代表。关于高哀杨皇后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高哀杨皇后与秦高帝年少时相恋，后来被“棒打鸳鸯”，杨氏最后郁郁而终，秦高帝或许是怀着愧疚，或许是怀着思念，追赠杨氏为皇后，并从此不再于后宫立后。“杨氏之死”成为了高帝后宫不立后的表层原因。6后宫无后，可见其影响之大，虽是“被动的”影响，却也不容忽视。以此为标准，圣王贞哀妃姚氏之死对于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影响，但是由于圣王与高帝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二者的影响力不可相当，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这里不作赘述。

最后的劣迹类，则以新罗金氏为代表。在做此一类分类时，名目难以确定，“劣迹类”或有不准，但也可暂为使用。新罗金氏是《前秦书》所载的少有的“坏女人”，杨聆记述她在赵默图谋杨零之时“每相协助”，“颇预其奸谋”，可见其对于政治也有一定的参与。此外，金氏对于赵默原配公主也“每加拳殴”。以此看来，金氏实在是“恶妇”，足以与作为乱臣贼子的赵默相配。而作为宠妃的宣景孟贵妃似乎也有“作恶”的嫌疑，在杨聆的笔下，宣景孟贵妃进言之后，光宗便“以为然，遂竟废哀太子而立献文”7。这一类在史籍当中记载较少，体现出了一种“反衬”的作用，似乎在为什么而服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