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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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看见》,之前看你们很感兴趣的样子xd,今天不放语录摘抄,放半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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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黄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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