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说饥荒听评书 想办法度难关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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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的暑假，廖文刚回到书院街口的家里，父亲廖紫云也回来了。吃饭的时候，只听父亲说：“从现在起吃饭要节约，每顿的米都抓两把起来，我去仓库里看过，井研县城的米，最多还能供应两三个月。”廖文辉说：“过年时，我回断桥河去，到伙食团吃饭，一大堆一大堆的红苕，就堆在露天里，烂成了泥。我问他们‘红苕半年粮，烂了以后，等二三月吃什么？’大队书记却说，‘有国家哩，你愁什么？’”白翼坤说：“红苕又不准窖在私人家的窖里，新挖的苕窖，也是一窖一窖地烂。”廖紫云说：“正常年景，二三月，在农村，是枯月，陈粮吃完了，新粮还没有出来。哪一家，那一阵不是瓜菜代，找野菜吃，靠借粮过日子。公共食堂，照样要吃饱，哪有那么多粮食？密植，小春基本没有收成，陈粮完了，新粮没有多少，饥荒，就要来了。”白翼坤说：“有什么办法？街上又没有粮食上市，你们能挣几个钱，也没有东西可买。”

虽然家里的大人在议论很快会闹饥荒，但毕竟现在还有吃的，而且饥荒是什么样子，小孩子家也不大懂。而这晚上隔壁茶馆里来了一个说书人，那可是最现实不过的事情。廖文刚、廖中伟和春晴、国忠、祥宁都吵着要去听，廖紫云每人发给了五分钱，五姊妹兴高采烈地早早进了茶馆，茶馆老板姓何，认得这是前年才搬上街来的邻居，就不收他们的茶钱。讲评书的，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身材高大，华发长脸，满脸沧桑，坐在茶馆最里面靠墙的一张长凳子上，面前一张方桌，上面放着一把二胡、一叠长方小木板和一把尺子。他见先来了五个小朋友，非常高兴。就问：“小朋们，高姓？”国忠这时已经6岁，刚读一年级，答道：“高兴，高兴，我们最喜欢听故事。”老人微微一笑。

廖文刚说：“我们都姓廖，是五姊妹。”“井研县姓廖的可不简单呀，廖经师是你们家祖吧？”廖文刚从小就听父亲母亲讲过廖进士，别的不说，单他逝世的时候，送葬的队伍就从井研县城直排到他的家乡——东林场。送花圈的有当时中国政界的要人和各界的精英。廖文刚的父亲，多次给他讲过廖家的来历。廖文刚说：“我们是一个祠堂的，明朝洪武二年，先祖叫廖万仕，先祖婆姓黄，嫌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李子树坝太狭窄，廖万仕一家就到了我的老家周寺沟。他有六个儿子，我们家是大儿子廖胜大的后代；廖进士，是老五廖胜五的后代，幺房出老辈，廖经师比我高五辈。”“这个小把戏，不简单，把家谱搞得这么清楚！贵庚多少？”。廖文刚说：“都是听父亲念廖氏宗谱知道的。免贵，痴长十四岁了。”老人问道：“在读书吧？”廖文刚说：“下学期就读初三了。”“好好好！那要算是秀才了，什么社会，还是读得有书才好。”

廖中伟问：“今晚讲什么故事？”老人答道：“乾隆下江南”。茶客陆续进场了，老人就停止了和小朋友们闲聊，轻轻拿起桌上的二胡，悠闲地拉起来，他拉的是什么曲子，廖文刚并不清楚，只觉得这二胡听起来，有时像一个人在微雨中独步，有时又像几个友人在空山里细语，有时又像大雷大雨的夜晚，有时又像风和日丽的早晨，有时又像心事重重的诗人在低吟，有时又像蝴蝶双双自在飞。

茶馆里几乎是座无虚席了，对门的娄才元、娄才智姊妹和李荷艳，也来听评书。廖文刚站起来，和他们打过招呼，就坐下听。老人放下二胡，把那一叠有线连起来的小木板拿在手里“的的打打”地摆弄起来。虽然不过是左手一个小竹板，右手五六个小木板，但在老人的手里，一会儿像孔雀开屏，一会儿像白鹤晾翅，一会像猴子叠罗汉，一会儿像天梯入云天。而那声音，虽然不过是“的的打打”的简单声响，可是，经过老人两只手的快慢轻重的组合，竟然有时像空山鸟啼，有时像原野马奔，有时像细雨滴圆荷，有时像暴雨打船篷，有时像轰轰狂浪，有时像窃窃私语。场子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老人的竹板声在或疾或徐、或重或轻地调动着听众的胃口。

等全场雅静下来，老人开始了讲评书。廖文刚是第一次听评书，他发觉讲评书和讲故事大不相同，老人不但要讲，还要唱，不但要唱还要用手比划，不但要用手比划，还要差不多又用竹板用二胡造势。使得评书不仅有故事情节，而且有声有腔，使人物活灵活现地就在眼前晃动，皇帝、大臣、武士、侠客、歹徒、小姐、走卒，各有面目、各有声腔，各有姿势。使得小小的茶馆里，忽而有了金銮殿的威严，忽而化作黑店的恐怖，忽而变成江南水乡的秀丽，忽而又是小姐深闺的雅致。特别是打斗场面，他能讲得剑光闪耀，棍势纵横，出招应式，攻防险恶，叫人透不过气来。小茶馆里时而发出惊叫，时而出现叹息，有老头子紧攥拳头，有年轻人重重地顿足，有老太婆把纳的鞋底板狠狠地向桌子上砸去。等老人说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把钱向他的盘子里扔。钱多数是贰分伍分的，也有壹角贰角的，不过当时吃一顿小菜饭，也只要五分钱。五姊妹一直听到深夜十二点评书散场才回家。回到家里，母亲一问起，国忠、祥宁就滔滔不绝地讲。白翼坤说：“讲得那么好，明天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去听。”

星期天，白翼坤做完家务，就到对面街边的广播下面去听现代川剧。一边听还一边说：“唱得好，唱得好！”文刚和春晴等就和二哥中伟一起到粮站去看父亲、大哥编油篓子。他们在那里玩了一会儿，大嫂云霞背着贵生来了。文刚又有半年没见过大嫂了，见她特别地消瘦，贵生儿也没有精神。就问道：“大嫂，生病了吗？”云霞说：“伙食团已经没有多少吃的了，只有清华家背后的红苕窖里还有千把斤红苕，大部分要留作红苕种，我们现在每人每顿只有半斤红苕。”

紫云说：“我们这里少吃点，拿点米回去吃。”云霞说：“锅都没有，拿米有什么用！又不准你煮来吃，谁家里动火烟，就斗争谁。大哥邱正益，因为说我们大队粮食产不了那么多，被撤职了。”文辉说：“不当也好，瞎指挥，当他干啥。只有买点饼子回去，上次到峨边，我还剩有点粮票。”紫云说：“那就快去买，午饭云霞就在粮食局伙食团吃饭，我还有饭票，文刚你们就回你妈妈那里吃。”

暑假回来，同学们都忧心忡忡的，饥荒的消息，悄悄地在校园里传开了。吃晚饭之后，在川主庙的寝室里，廖文刚坐在紧挨墙壁的下床上，殷正清和他相对，也坐在下床。上床坐着钟同和来串门的鲁星天。只听殷正清小声说：“我们生产队的食堂已经缺粮了，我走的时候，去公社要粮的还没有回来，不晓得晚上吃什么。”钟同说：“我们那边还有些苞谷，说还能吃半个月。”鲁星天说：“我们那边也不妙，现在每天只能吃四两。”钟同说：“我们学生还能把饭吃饱，也要谢天谢地了。”

第二天，钟同的话就过时了。朝会课的时候，班主任刘真老师神色苍凉地走进教室，同学们都静静地等着他讲话，他在讲台上站了好一阵，才说：“我来传达上级指示，为了克服暂时困难，中学生的粮食供应要和全国的党政机关街居民一个样。年龄大个子大的同学，吃4两，就是早晨2两，中午4两，晚上4两。年龄小的同学，吃3两，就是早晨二两，中午和晚上各3两。（当时16两为一斤，也就是说，小同学，每天有半斤粮食，大同学，半斤多一点。）希望同学们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度过难关。”

说到这里，刘老师没有声音了。同学们都忐忑不安地等着。停顿了将近一分钟，刘老师才说：“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国家困难，需要调整，班上年龄超过了22岁的同学，要回公社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国家大办农业，战胜暂时困难。这一点，我是很难过的，希望相关的同学，要理解国家的困难。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同学，立即去总务处办好手续，愉快地回到农村去。”刘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眼圈儿红了，班上好些同学眼里噙着泪水。刘老师最后说：“请彭端容、黄丽慧、李成龙、曾树良四个同学，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彭端容起身时手掩着脸大声哭起来了。李成龙摇摇头，“唉”地长叹一声，出了教室。黄丽慧像没有听见似地坐着不动。曾树良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向外就走。

过了好一会儿，刘老师又亲自来叫黄丽慧。黄丽慧说：“不！我要读书！”刘老师把廖文刚叫出教室说：“黄丽慧想不通，你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廖文刚问：“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什么精神？”刘老师叹口气说：“我的理解，就是尽量减少城镇人口，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廖文刚又问：“22岁的年龄，又是怎么定的呢？”刘老师说：“这是上头规定的。我们的不少同学都是读的翻身书，解放时，五六岁、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才从小学开始发蒙。像我们班，你还没有满15岁，黄丽慧已经22岁了。国家有困难，才会想这样的办法。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廖文刚说：“那，我去试一试。”

廖文刚这一年担任少先队的大队长，还兼任六零初一班的班长。他见黄丽慧正伏在桌子上哭，就走到黄丽慧的桌子前面说：“黄姐姐，我们出去摆几句，好吗？”黄丽慧，抬起头，擦干眼泪说：“小班长，你不明白我们的心情。”廖文刚拉着黄丽慧的手说：“我懂。”廖文刚把黄丽慧请出教室后，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说：“黄姐姐，你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好，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完全可以读高中、大学。”黄丽慧说：“那是肯定的。”廖文刚说：“你为什么读书读得那样迟？”黄丽慧说：“解放前家里穷，父母亲都给地主当长工，哪有钱读书？”廖文刚说：“我也是靠了共产党，解放后，每年供应我们家三百斤口粮，我才能读书。现在，共产党有了困难，需要我们一同克服，如果国家要我马上回去搞农业生产，我一定背起铺盖就走。没有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

黄丽慧停下了脚步，说：“小班长，别说了。”廖文刚说：“回到农村，仍然需要文化知识。课本拿回去，有空就学。你要相信，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在农村也是会有前途的。现在，许多干部都是文盲，或者只是在扫盲班认了几个字，你要相信，以后的农村干部，一定要有文化，你不要放弃学习，以后一定有出路的。”黄丽慧说：“谢谢你，没想到，你年龄这么小，想得这么远。”廖文刚说：“我除了读课本，我还坚持天天看报，看理论书籍。烧钢炭时，我工余看的就是《共产党宣言》。”黄丽慧说：“谢谢你，我去捆行李。”廖文刚说：“你最好先去找刘老师，他正为你的事着急哩。”黄丽慧向刘真老师的办公室去了。

四班的曾翠香，也在黄葛树下，做一个女生的思想工作。这位女生，家里很困难，没有钱上学，学校补助他的棉衣，她就卖掉，把这点钱用来坚持上学。这次她是必须回乡的对象，但她怎么说也不肯回去。曾翠香说：“国家没有别的办法，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你还是体谅体谅国家的困难吧。”那位同学大哭着跑了。

这一天，许多同学，一下课就朝校门口跑，因为校门口陆陆续续有背着被盖卷的大龄同学离校。廖文刚在门口看见各个班都有同学在校门口和同学握手告别。他见那些大龄的同学，到了大校门外，大都站在校门口迟疑地望着没有行人的大街，然后回过头来望望学校，望望校门口排列两边的梧桐，含着泪或者擦着泪，慢慢向外边走去。遇到认识的同学，同学们就上前握握手，然后无言地退回学校。曾树良背着东西出来了，廖文刚迎上前去握手，说：“过了这一阵又回来学习吧。”曾树良说：“不可能了，我比你大7岁多，这一辈子再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了！”曾树良拍拍廖文刚的肩说：“你快满十五岁了，又担任着井研中学少先队的大队长，又任我们班的班长，要争取加入共青团啊。”廖文刚说：“我满了十五岁就写申请书。你是好共青团员。保重，保重！”曾树良头也不回地走了。廖文刚看着校门口这一幕悲壮的人间惨剧，心里隐隐发疼。他虽然年纪小，但并不是轻易掉泪的人，不知不觉中，泪水已经漫到了脸上，他立即挥袖揩干，咬咬牙，向教室走去。

回乡的同学们，和农民一起进入了“过粮食关”的艰苦时期，留校的同学，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昨天以前，每人有一斤口粮吃，现在只能吃半斤多一点，只一天的时间，肚子饿，就成了学生感受最为深切的问题。这样过了三天，吃饭，就成了最能牵动人神经的大问题。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饥饿成了师生的常态。每到吃饭的那一节课，同学们饥饿的肚皮就迫使每个人想还有多少分钟下课，只要下课的钟声一响，同学们就呼啸着从四面八方排山倒海地向食堂冲去。跑步可不是廖文刚的强项，体育老师曾经责备他：“六十公尺，还不如女生跑得快。”常常等廖文刚跑进食堂时，跑得快的同学已经完成了使一小团米饭溜进肚子的过程。廖文刚这一桌走了曾树良，调来了李荷艳。他们俩经常最后走出食堂。廖文刚说：“简直没有感觉。”李荷艳问：“你想吃多少？”“现在，我想吞下去一只大象。”李荷艳说：“廖文刚，真会夸张。”廖文刚说：“这可不是夸张，这是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