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秋税 (第2/2页)
苏州除了承担重赋外,还承担巨额上贡、徭役。
朝廷对苏州征收田赋外,还要求苏州上贡各类物品,上贡的物品有黄蜡、芽茶(即后世的碧螺春茶叶)、牛皮、银朱(即朱砂)、硫磺、生漆、桐油、灯草、棉布、金砖(即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蟋蟀盆。
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是不许地方上用的,必须上贡给朝廷使用。
即使近几年战乱不断,皇室每年要苏州上贡蟋蟀盆,今年要求苏州上贡2万只蟋蟀盆。斗蟋蟀完全是玩物丧志,也不知道皇宫里的人是哪来的闲心,还有心思玩蟋蟀。
苏州地方上不产马、铜、锡,朝廷每年还要求苏州府上贡900匹马、6000斤铜和锡。万历初期,每匹马的价格在10两左右,到了今年(崇祯十三年,即1liu40年),每匹马的价格上涨到50两,是水牛价格的2.5倍。
这些上贡物品自然由苏州府采购后,摊派到每一个人头上。崇祯初期,贡品每年折银6万两银子,到了今年仅900匹马就需要4.5万两,上贡物品折银猛增到12万两,人均摊派0.051两。这些摊派是由苏州府籍的人承担的,流落到苏州府的20多万难民是不用承担的。
苏州缴纳的田赋和上贡的物品,并不是由朝廷出钱出力解运的,而是由苏州府自己出人、出力把田赋、贡品押往京城。
苏州是把田赋、贡品通过京杭大运河来解运的。京杭大运河并不是常年通航的,济宁以北,每年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是冰封期,该段时间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停运的。每年的四月是扬州府、淮安府向北京运送漕粮和贡品,五月是苏州府、松江府,六月是嘉兴、湖州府,以此类推,到十月底漕运船必须返回,否则就回不了南方了。
朝廷对苏州征收的田赋越多,苏州人付出的解运费越多,以往由粮长率队带人把田赋押往北京,不仅要自己解决沿途食宿,还要应付沿途各关卡的勒索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从京城一个来回往往需要1500两银子,经济实力小的粮长,从京城回来后,说不定就破产了。
也就是说在重赋压迫之下,地主和普通农民都是受害者。嘉靖年间出生于嘉定县的归有光对此曾有记录“今数十年来,吴民困于横暴之诛求,富家豪户往往罄然”。
今年五月解往京城的稻米达175万石,为防止稻米在运输途中受潮,朝廷规定每条运稻米的漕运船只能装运500石大米,需要装船3500艘次,每条船需要12-15个人,1个掌舵,2个撑篙,其余人在岸上拉纤挽舟。大家算算这175万石稻米需要多少人力?
苏州人承担的徭役主要是把田赋和上贡物品押往京城。自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后,田赋和贡品的解运可以折银。这些徭役属于正役,前几年苏州府正役折银为10万两左右,今年正役的折银为14万两,人均摊牌0.06两。
正役之外还有杂役。比如运河河道的疏浚、驳岸和码头的修复,这是属于朝廷摊派的杂役,即为中yang杂役。
另外由于明朝对苏州实行的两税制(即中yang税、地方税)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征收的岁赋,只需上交中yang60%,自己可留存40%,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6:4,而苏州府征收的岁赋,90%须上交中yang,10%留存府用,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9:1。
比如,今年苏州府的田赋税率为0.28石,全额收缴的话,苏州府可征收260.4万石田赋。将90%上交朝廷后,苏州府留存的田赋为26.04万石。但苏州府及下属各县各级官员的俸禄、道路维修、河道维修等就需要32万石,缺口接近6万石。
苏州府为了保证正常的运作,不得不把大量的杂活让苏州人来无偿劳作,比如砍薪、抬柴、修仓、开河、筑路、造桥、运料、巡更等,这些称为地方杂役。
中yang杂役和地方杂役相当繁重,如果你不和村长、里正搞好关系,村长、里正就会让你三天两头去做杂役,为官府无偿劳作,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倾家荡产。
后来,各类杂役也可折银,今年各类杂役折银4.9万两,人均摊牌0.021两。
苏州府的税赋以田赋(0.28石\/亩)、织布(30%)、售布(5%)、纺线(2%)、贡品(人均0.051两)、徭役(正役和杂役人均0.081两)为重,其它行业的税赋与国内其他地方基本一样,为三十取其一(3.33%)。
纺线的税率为2%,似乎低于“三十取其一”,其实不然,一团棉花纺成纱,要经过弹棉花、纺粗线、拉细线(一般要经过二次拉细)、再绞合成纱线,至少5道工序,如由5家作坊来分别弹棉花、纺粗线、一次拉细、二次拉细、纺纱的话,每道工序都按2%缴税,则纱线的税率是10%。苏州线坊、纱坊把大量的粗线、甚至拉细下放给农村、城市的家庭妇女来做,目的之一就是逃避税赋。
丝线也类似,从缫丝、并丝、捻丝、包覆丝,每道工序都缴税的话就是8%的税,于是很多丝坊就干脆把缫丝、并丝下放给城乡的家庭做,也是为了逃避税赋。
线坊、丝坊把这些工序下放给城市、农村的家庭做,一方面确实可逃税(2%-6%),降低纱线成本,另一方面也节省了线坊、丝坊的劳动力,最大的好处是增加城乡家庭的副业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