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秋税 (第2/2页)

苏州除了承担重赋外，还承担巨额上贡、徭役。

朝廷对苏州征收田赋外，还要求苏州上贡各类物品，上贡的物品有黄蜡、芽茶（即后世的碧螺春茶叶）、牛皮、银朱（即朱砂）、硫磺、生漆、桐油、灯草、棉布、金砖（即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蟋蟀盆。

陆慕官窑烧制的金砖是不许地方上用的，必须上贡给朝廷使用。

即使近几年战乱不断，皇室每年要苏州上贡蟋蟀盆，今年要求苏州上贡2万只蟋蟀盆。斗蟋蟀完全是玩物丧志，也不知道皇宫里的人是哪来的闲心，还有心思玩蟋蟀。

苏州地方上不产马、铜、锡，朝廷每年还要求苏州府上贡900匹马、6000斤铜和锡。万历初期，每匹马的价格在10两左右，到了今年（崇祯十三年，即1liu40年），每匹马的价格上涨到50两，是水牛价格的2.5倍。

这些上贡物品自然由苏州府采购后，摊派到每一个人头上。崇祯初期，贡品每年折银6万两银子，到了今年仅900匹马就需要4.5万两，上贡物品折银猛增到12万两，人均摊派0.051两。这些摊派是由苏州府籍的人承担的，流落到苏州府的20多万难民是不用承担的。

苏州缴纳的田赋和上贡的物品，并不是由朝廷出钱出力解运的，而是由苏州府自己出人、出力把田赋、贡品押往京城。

苏州是把田赋、贡品通过京杭大运河来解运的。京杭大运河并不是常年通航的，济宁以北，每年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是冰封期，该段时间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停运的。每年的四月是扬州府、淮安府向北京运送漕粮和贡品，五月是苏州府、松江府，六月是嘉兴、湖州府，以此类推，到十月底漕运船必须返回，否则就回不了南方了。

朝廷对苏州征收的田赋越多，苏州人付出的解运费越多，以往由粮长率队带人把田赋押往北京，不仅要自己解决沿途食宿，还要应付沿途各关卡的勒索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从京城一个来回往往需要1500两银子，经济实力小的粮长，从京城回来后，说不定就破产了。

也就是说在重赋压迫之下，地主和普通农民都是受害者。嘉靖年间出生于嘉定县的归有光对此曾有记录“今数十年来，吴民困于横暴之诛求，富家豪户往往罄然”。

今年五月解往京城的稻米达175万石，为防止稻米在运输途中受潮，朝廷规定每条运稻米的漕运船只能装运500石大米，需要装船3500艘次，每条船需要12-15个人，1个掌舵，2个撑篙，其余人在岸上拉纤挽舟。大家算算这175万石稻米需要多少人力？

苏州人承担的徭役主要是把田赋和上贡物品押往京城。自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后，田赋和贡品的解运可以折银。这些徭役属于正役，前几年苏州府正役折银为10万两左右，今年正役的折银为14万两，人均摊牌0.06两。

正役之外还有杂役。比如运河河道的疏浚、驳岸和码头的修复，这是属于朝廷摊派的杂役，即为中yang杂役。

另外由于明朝对苏州实行的两税制（即中yang税、地方税）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征收的岁赋，只需上交中yang60％，自己可留存40％，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6:4，而苏州府征收的岁赋，90％须上交中yang，10％留存府用，即上交中yang的赋税与地方留存的赋税比例为9:1。

比如，今年苏州府的田赋税率为0.28石，全额收缴的话，苏州府可征收260.4万石田赋。将90％上交朝廷后，苏州府留存的田赋为26.04万石。但苏州府及下属各县各级官员的俸禄、道路维修、河道维修等就需要32万石，缺口接近6万石。

苏州府为了保证正常的运作，不得不把大量的杂活让苏州人来无偿劳作，比如砍薪、抬柴、修仓、开河、筑路、造桥、运料、巡更等，这些称为地方杂役。

中yang杂役和地方杂役相当繁重，如果你不和村长、里正搞好关系，村长、里正就会让你三天两头去做杂役，为官府无偿劳作，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倾家荡产。

后来，各类杂役也可折银，今年各类杂役折银4.9万两，人均摊牌0.021两。

苏州府的税赋以田赋（0.28石\/亩）、织布（30％）、售布（5％）、纺线（2％）、贡品（人均0.051两）、徭役（正役和杂役人均0.081两）为重，其它行业的税赋与国内其他地方基本一样，为三十取其一（3.33％）。

纺线的税率为2％，似乎低于“三十取其一”，其实不然，一团棉花纺成纱，要经过弹棉花、纺粗线、拉细线（一般要经过二次拉细）、再绞合成纱线，至少5道工序，如由5家作坊来分别弹棉花、纺粗线、一次拉细、二次拉细、纺纱的话，每道工序都按2％缴税，则纱线的税率是10％。苏州线坊、纱坊把大量的粗线、甚至拉细下放给农村、城市的家庭妇女来做，目的之一就是逃避税赋。

丝线也类似，从缫丝、并丝、捻丝、包覆丝，每道工序都缴税的话就是8％的税，于是很多丝坊就干脆把缫丝、并丝下放给城乡的家庭做，也是为了逃避税赋。

线坊、丝坊把这些工序下放给城市、农村的家庭做，一方面确实可逃税（2％-6％），降低纱线成本，另一方面也节省了线坊、丝坊的劳动力，最大的好处是增加城乡家庭的副业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