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应对偷漏税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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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赵盏的性格,他只要认为是对的,就不会犹豫。可这件事太大,大到一旦提出,必定会遭到强烈反弹。说不定会造成君臣矛盾升级,甚至导致更加难以预料的后果。从前的各种改革政令没有严重触及到官员贵族的权益,推行并不太难。而这个政令完完全全削减他们的权益,那些人有权有势岂能不与我对抗?因此,须以绝对威势作为靠山,让那些地主豪强不敢对抗。赵盏以太子身份代理朝政,能有多大的威势?而且军中将领大都兼并土地,本身就是地主,他们同样不会支持赵盏。应当和赵雁商量,他在军中的威望是个巨大的助力。不管怎样,他已决定了,必须尽快在南宋推行这项政令。这项政令颠覆了自古以来的税收模式。很多人认为这是清朝最伟大的一项政令,甚至是整个封建时代最伟大的政令之一。减轻百姓负担,提升人口,增加国库收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他必须要走的一步决胜棋。然此刻去走,早了数百年。又不得不去走,又不敢走的太急。
王淮见赵盏沉默不语,问:“太子可还有议案需要商议?”赵盏收拾起思绪。“海外贸易一切顺利也要等一两年才能赚回银子,在这之前国库依然紧张。而且变数太多,不排除等了两年,最终颗粒无收。所以,除了海外贸易之外,还得想个稳妥的办法。”赵汝愚说:“要是不出大的意外,国库负担得起。”赵盏说:“眼前局势,谁能保证不出大意外?我们必须准备出足以应对突发情况的银子。至少得二三百万两,国库拿得出吗?”赵汝愚说:“莫说二三百万两,二三十万两国库现在都拿不出。”赵盏说:“那么接下来商议这件事。”王淮问:“太子有什么办法?”赵盏说:“你们先说说看。”赵汝愚说:“臣以为在百姓能够承担的范围内,适当增税。”赵盏说:“百姓贫富不同,加多少税无法掌握,何来适当增税?”赵汝愚说:“在原有税收基础上,增加十中之一。比如从前十两银子,朝廷收一两银子的税。今后将税收增加到一两一钱或者一两二钱。这对百姓并无太大影响。而朝廷能增加数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的收入。”赵雄说:“加税增加国库收入,谁都想得出来。为何从古至今的王朝,都不敢随便加税?”留正说:“赵相的话不错,万万不可随意加税。但眼下没有别的好法子。”赵汝愚说:“要是国库增加二三百万两,只需提升极少的税。二十中之一就差不多了。”赵雄说:“一点儿都不能加。”赵盏说:“我同意赵相的意见。每加一分税,民怨就会积攒一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今后缺钱了,就加税,不想别的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长此以往,民怨积深,距离亡国不会太远了。加税充实国库,得不偿失,不需继续商议,以后也不可再提。”
王淮说:“副相也是为国操劳,只是提出的办法不太合适。我赞同从税收入手,但不是加税。大宋国土辽阔,百姓众多,每年偷漏的税款,怕是都不止二三百万两。朝廷应该以追缴偷漏税款为主。”赵盏说:“王相与我的想法相同。偷漏的税款,是应该缴纳的部分,天经地义,不会产生民怨。完善税收制度,防止偷税漏税,保证缴纳的税款都进入国库,不会被中途截留贪污。这是我们需要商议的内容。”赵雄说:“臣附议。首先应商议如何防止偷税漏税。”王淮说:“防止漏税,需要向百姓普及税收的详细条款。让百姓清楚要交哪种税,该交多少税,这样就不会漏了。白纸黑字,明文政令,能防止各地的官吏擅自加税,欺骗百姓,从中贪腐。”赵盏说:“这样就需要大量的纸张,全国的纸张不那么充裕吧。不卖是对的,咱们自己都不够用。”王淮说:“太子此举非常明智。书写税收政令需用上好的纸张,贴在各州府,各县,各乡村的公示板上。由专人负责通告,阅读,解释。”赵盏说:“还需加上,如果百姓对税额有疑问,可以上告。比如对乡里收税有疑问,去县里申请核查。仍是没能解决,到州府申请核查。必要的情况下,直接去监察司提交供状。如果查出税收官有问题,按律严厉追究责任。”王淮说:“臣附议。”赵盏问:“对于偷税,该怎么做?”赵雄说:“偷税与漏税完全不同。漏税可以说是不清楚税收条款,情有可原。偷税则是清楚税收条款,完全是故意不交。所以,禁绝偷税,必须用重典严刑。税收乃国家基础,偷税就是在损害国家根基,不能有丝毫仁慈。”留正说:“偷税和漏税虽然不同,却难以界定。比如这个人偷税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咱们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偷税,该怎么算?”赵盏说:“疑罪从无,按照漏税处理。纵然他实际上偷税,拿不到证据,就不能定罪。”留正说:“如果惩处特别严重,偷税人必定不惜代价与官府周旋,耗时耗力,最终或许也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赵雄说:“只要惩处严厉,就没人敢以身试法。耗时耗力只是暂时,今后能彻底断绝偷税发生。”留正说:“赵相说的不错。我还担心,此举会波及了无辜百姓。朝廷下达税收条款政令,总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知晓。从前是漏税,今后全变成了偷税。反而会导致百姓恐慌,不知如何是好了。”赵雄说:“大宋历来按人头收税,平民百姓只需缴纳人头税。至于其他税收,比如土地税,都有据可依,不会出现纰漏。最容易偷税的只有那些做生意的商人。”留正说:“所以我以为,赵相提出对偷税用重典严刑,该当仔细商议。至少要定一个标准。”赵雄说:“这我赞同。”
赵盏问:“各位有什么建议?副相兼管户部,你先说说。”赵汝愚说:“臣建议,重典只用在商人身上。对于普通农民,应当从轻。”赵盏说:“这有失公允。农民和商人都是百姓,本身并无差别。商人有钱,地位却要低于农民,咱们不能专挑软柿子捏。朝廷下达的政令,务必一视同仁。”王淮说:“商人做生意赚钱,买入卖出,的确很容易偷税。查起来不容易,但有货品流通,虽然麻烦,也不是查不出来。而且大宋商贾较多,掌握许多财富,税额十分巨大,应该将他们作为主要检查对象。从这方面说,副相并没错。可要是把他们逼得太紧,让他们觉得不公平。他们手中的财力不容小觑。例如,举家离开大宋,去别国定居,大宋的税收反而会下降,还会影响手工业发展。惩处可以,要让他们心服口服,不会觉得不公,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区别对待。”赵汝愚说:“商人缴纳的名目与农民不同,咱们不明说,他们也知道是针对谁。”王淮说:“那么就要将不同名目的税放在一起看待,不分土地税经商税,不分农民商人,全是大宋百姓。”赵汝愚说:“王相这般说,我不反对。”留正说:“按照王相的解释。臣建议,初次偷税,只处罚金银,二次偷税,再用重典。”赵盏说:“这可以考虑。给一次机会,算是一次警告。罚了一次,就不敢有第二次了。”问赵雄:“赵相以为如何?”赵雄说:“枢相的办法很好。朝廷的目的是充实国库,用重典严刑的目的也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惩处百姓。达到了目的,可以网开一面。”赵盏说:“那么初次偷税,惩罚应缴税的三倍如何?不论农民还是商人,不论哪种税,都按照这个标准实行。”赵雄说:“偷税一两,处罚三两。偷税一万两,处罚三万两,这算是公平。”赵盏说:“没有异议,就添加到大宋刑律当中。写在税目详细条款的开头,一并下发到各地。”
赵盏接着说:“漏税除了不知晓税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征收的土地面积不清楚,也不排除故意隐瞒偷税。”王淮问:“太子的意思是,一些耕地的实际面积大于上报的面积?”赵盏说:“对。这绝对存在,而且隐瞒的耕地面积不会小。急需解决。”王淮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重新丈量全国耕地。”赵盏说:“正是。各位宰执怎么看?”留正说:“势在必行。臣附议。”赵汝愚问:“那些军官的耕地该如何丈量?”周必大说:“税收不分商人农民,耕地当然不分百姓和军官。只要是耕地,就要按照大宋律法缴税,这没有什么好说。”赵汝愚说:“既然知院这么说,还请枢密院,兵部,三衙共同下达军令。如此户部丈量土地,才能无后顾之忧。”周必大说:“这是自然。”留正问赵盏:“太子是否同意?”赵盏问:“军官圈地严重吗?”赵汝愚不开口。留正说:“各地不同。一些土地圈起来作为军事用途,不排除有些军官肆意圈地,再雇佣农民耕种。”赵雄说:“也不排除某些军官以势压人,强买强卖。打死了几个人,官府也不敢过问。”留正脸色有些难看。只得道:“赵相说的情况或许存在。”赵雄说:“既然枢相说或许存在,那枢相或许听说过这样的事了。”留正说:“外地的军队需要划出存粮,驻军,训练演习的土地。长期驻军,为了节省军粮,允许在当地耕种。枢密院和兵部依照军令会对那些犯了军规的军官进行处罚,但终究不能面面俱到。”赵雄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军官兼并的土地面积很大,不能不议。”对赵盏说:“臣请一并商议。”赵盏说:“既然说到这了,就一并商议吧。赵相有什么办法?”赵雄说:“驻军,存粮,训练演习,都不需要圈划耕地。应严厉军令,此类情况不许触碰耕地。如果需要长期驻扎,可以重新开辟耕地。总之不能兼并农民的土地。”赵盏暗说:“我本不知怎么对军队兼并耕地进行限制,赵相真是深知我意。门下省提出来,让我松了口气。”他脸上不觉现出笑意。留正却冒出一层薄汗。新开辟的土地哪里比得上现有的耕地?开辟花费时间精力不说,肥力也大有不如。兼并土地是军官的一项主要收入,谁会轻易放弃财路?莫说不许兼并土地,就连这次提出的重新丈量军官的耕地恐都会遇到各种阻碍。赵盏问:“枢相有难处吗?”留正说:“太子恕罪,臣不得不说。枢密院可以下达军令,未必能够有效实行。”
赵雄问:“枢相是怕直接下军令,会导致各地军官不满?”留正说:“不满是肯定的,更多的是拖延推诿,几年内都未必有效。”赵盏说:“明知道会这样,解决不了吗?”留正说:“这类情况多数出现在边境的驻军,枢密院无法查的清楚。是臣无能。”赵雄说:“上行下效,高级军官兼并土地,低级军官有样学样。上下一心,密不透风,怎么好查?”赵盏说:“赵相的意思是从高级军官入手,他们不敢兼并土地,下面也不敢了。”赵雄说:“正是如此。臣以为,必须要有人带头归还兼并过的土地,而且这个人必须在军中有极高威望。只要能带好头,则一切都好办。”留正说:“臣附议。军中本就如此,只要有威望的人带头,莫说不再兼并土地。纵然敌众我寡,陷入绝境,明知必死,军士亦会跟随冲锋陷阵,毫不犹豫。”赵盏长长的叹了口气。仍是问:“谁带头合适?”赵雄说:“太子聪明绝顶,怎会想不到?”赵盏说:“实在太让我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