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情理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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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格林小姐乘车面见新的委托人时，文德尔小朋友仍旧难展愁眉。他望着因为堵车而慢步的街景，恍然见到了林海的森林，回到了陪乡里的孩子玩磨盘的那个假日。

那天，他应孩子们的恳求，翻进了一座荒废的院落。在确认没有危险品后，他推倒了腐烂的木门，陪兴奋的孩童来一场平平无奇的探险。

没等孩子们玩乐，大人便叉着腰赶到了。等撺掇他翻墙的调皮蛋被揪着耳朵拽回了家，余下的娃娃一哄而散，约好下次再来。

少了捣乱的小伙伴，好奇的他遂然独自闲散。很快，他的脚步停了，停在一方落满灰的圆盘石台前。这样稀罕东西，课本的插图有画过，他知道，这是淘汰掉的磨盘。

他学着书里的描述，推着磨盘转了起来。多年失修，磨盘的运动依然顺滑，至少他不觉吃力，还有心唱一首音乐书上的童谣——

机灵灵的毛驴蛋儿呦，牵着个大石磨。

没劲儿使的老爷爷呦，爱催它去做活。

毛驴儿说，它累了，要啃那大萝卜。

老爷爷，拿抹布，蒙了驴儿的眼窝。

萝卜、竿竿，吊上驴儿的脖脖。

毛驴儿啊，嗅萝卜，追着萝卜忙活。

大石磨，莎莎响，碾出了豆沫沫。

毛驴儿啊，傻兮兮、傻兮兮的忙活；

老爷爷啊，卖力气、卖力气的催活。

你说说，我说说，哪个是机灵鬼喔？

唱完歌，推完磨，他四下寻找，真扒出了张发霉的布。曾几何时，这户磨豆腐的人家，是不是也用传统的办法，骗着毛驴去忙碌呢？

拉磨的毛驴果真傻吗？还是它啃不到萝卜，非要去犟一回？等转脱了磨，等撞断了竿，它就能啃到水滋滋的大萝卜了吧？

不会。

正如转不断的石磨一样，可怜的驴儿啊，不论多么努力，都没法走出农民画给它的怪圈。因为农民最清楚，毛驴最难战胜的，莫过于天性——那又倔又犟的臭驴脾气。

天性、天性，不仅驴儿有，人也有天性。要是一个人生来耳根子软，他就容易摇摆不定；要是一个人生来是倔驴脾气，他就容易一条道走到黑。

而如果，恰好有人的性格介于二者之间，那么他的行事选择就会处于奇妙的平衡线上——犟归犟，可要是碰了壁、讨不着好，他也会知难而退。总之一句话，不撞南墙不回头。

但，万一墙是会动的，还会在他莽足劲儿硬磕时退开一小段、刚好避开他的冲击点。那么，他的干劲会比蒙了眼的毛驴更足——他看得见墙、看得见目标，他看得见机会、看得见希望。

机会与希望，是最诱惑的饵。一旦看见了，即使他心胜金坚、智比山远，依然会奋不顾身，如飞蛾赴火，扑向璀璨的日月；如泥人渡海，投入浩荡的江河。

“理想者坚守一生，到头来，落得身死名污…”涂着清漆的木沙发上，抽着水烟的老妇人娓娓而谈。好像坐在她身边的不是异国的圣恩者，而是两位亲自教育的好学生，“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恩者啊，你们可曾欣赏普通人的梦碎？”

“我猜，您是执教语言文学课的教育者，”格林小姐的仪态端庄，笑颜悦目，就是那敬而远之的态度，缺了些礼貌外的亲切，“老人家，如果我们是在大学的讲堂相逢，我想，我和我的搭档都很乐意成为求知的学生，耐心聆听您的讲座。但现在，我们是以圣恩者的身份与您核对委托者的信息，万望体谅——时间金贵而平等，相信，您也不希望加害您先生的人多享受法外开恩的逍遥假日，不是吗？”

“小姑娘，你的言辞实在犀利啊…”老妇人笑呵呵地推出文件袋，示意两位年轻人比对她的证件，“遗憾的是，我专修声乐。语言文学，是亡夫情系的学科。”

“声乐的制高点，是传达澎湃的心境；文学的动人处，是感同身受的情绪，”格林小姐解开牛皮纸的丝线，在取出文件的同时表明了自身的态度，“总归通达至一处，老人家。”

“伶牙俐齿啊，小姑娘，”老妇人拿手绢遮住口鼻，轻咳了两声。脸色苍白的她接过少年端来的温水，惊讶地道了谢。而后，她望向电视顶柜里的相框，朝那张熟悉的黑白相片感叹，说，“多像你啊，老头子。”

不便打扰委托人，少年安静地坐回了格林小姐的身旁。在对方请他来再承接一件委托时，他本是想拒绝的。可当他看完委托的简介、明白了大致的缘由后，他还是放弃了艾斯特的建议。因为于情于理，这桩委托的邀请，他都难以回绝。

一年前，委托人的丈夫、一位国立大学的文史教授，在从新校区回家的途中遇上一位被肇事车辆撞成重伤的农妇。因为新校区设在郊外，回城的道路少有车辆经过，打给医院喊急救车怕是赶不及，教授先是报警说明状况，再通过急救中心联系到最近的医院，依据工作人员的指示，将农妇安稳地搬上车，送去抢救。

在抢救室外，教授和农妇的家人见了面，表示并没有注意到逃逸的车辆。在婉拒了他们的谢礼后，教授被赶来的警察带回了警署，说是要作为目击证人，提供一些事发情况的记录，稍后便可以回家。

于是他一去不返。

毫无征兆的，警署将教授羁押起来。他的妻子、也就是委托人赶到了警局，与农妇的家人一样不知所措。警署羁押教授的理由，更是不可置信——警署方面表示，根据他们对犯罪分子的心理研究，作为报案人的教授极有可能是肇事者。因此，他们要将教授关押审问，待洗清嫌疑，便放他自由。

“他们说这是例行程序，叫我安心回家。只要我的先生不存在过失，很快…很快，”老妇人重新拿起水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了蒙蒙的雾。她融在烟雾里，身影看不见宽慰，有的尽是嘲笑，“当时，我相信了他们。而现在，我相信，那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

等待、等待，等待对教授的审查结束。一天、两天、三天…一星期后，昏迷的农妇在又一次病危后抢救无效，宣告死亡。而教授还关在警署，与妻子见不到一面。农妇的家人提醒她事有蹊跷，说肯定是警署的条子在使坏，她赶忙联系丈夫的好友与大学的领导，请他们帮忙施压，尽快还丈夫清白。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后，她终于隔着玻璃、见到了不成人形的丈夫，可还没说上两句话，丈夫又被警员押走。理由呢，相当无赖——农妇死了，当日没有其他目击者，道路的几处监控也恰巧坏了…

总之一句话，她的丈夫嫌疑最大。不管她怎样据理力争，警署的人都是不耐烦地翻白眼，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共治区的法律规章，叫她回家去耐心等候，别耽误宝贵的办公时间。

受丈夫朋友的指点，她花重金雇佣律师，力求将丈夫带出暗无天日的地方。可是没两天，原本拍着胸膛保证事情轻而易举的律师，是缩着脖子，全额退还了佣金，任她怎么哀求，也不肯再帮忙。

见老人家失魂落魄，律师事务所的人只能说这桩官司存在某些不可抗力，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范围，请她节哀。

节哀？节什么哀？连农妇的家人都清楚，她的丈夫是无辜的、是出于好心去救人的。可是，当她再次去找农妇的家人求助时，对方却闭门不见，只敢隔着门板说些吐词不清的方言…